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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2月1日，孟绍原带着一群孩子安全回到上海。
从去年12月他奉命紧急赶往重庆，到一路兜兜转转回来，他离开了这座城市两个月。
亲切、陌生。
变化很大。
两个月的时间里，军统上海区和日本方面的斗争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根据统计，从1938年12月，到1939年2月这段时间里，双方总计爆发大大小小枪战127起，平均一天两起。
军统方面死亡、被俘、失踪人员为68人，此数字未统计军统外线成员。
这些外线成员往往是最艰苦的，他们不是军统注册人员，但承担起了大量的工作。一有行动，往往都是这些外线人员率先出动。
但是出现伤亡，抚恤、补助金少得可怜，有的甚至没有。
上海站还算好，有走私底子在那撑着，孟绍原又财大气粗，规定外线人员伤亡一律按照正式在册特工标准补助。
可别的城市大部分站、区，这一群人是生活在特务链最底层的。
而这一时期，也标志着军统和日特方面的斗争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即“民国二十八年上海全面战争期”。
此一时期的特殊之处除了上海公共租界的特有因素，还在于双方都兵强马壮，精英云集，已经有了决战的条件。
尤其是日本方面，土肥原贤二亲自坐镇，并且在得到了李士群之后，如虎添翼，日本方面认为已经有了重新夺回公共租界主导权的优势。
不过，在这一问题上，李士群却秉承了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不应当和军统争夺主导权的问题，而是应该采取全面封锁，把军统的势力死死的困在公共租界内，使其身居孤岛，无从施展。
而在日控区，则集中力量采取全面检查，把散布在各处的军统特工逼回到公共租界。
不得不说，这是一条非常毒辣，也完全可行的计划。
孟绍原在大上海之所以能够呼风唤雨，依靠的就是以公共租界为大本营，和日控区交相呼应。
土肥原贤二在深思熟虑之后，再度采用了李士群的计划。
全面战争期到来，军统上海区最困难的一年也行将出现。
孟绍原熟悉这些，而他这次回到上海，就是要力争改变这一局面，让日本人重新回到他想看到的正确轨道上来。
孩子们一回到上海就被安顿好了，他们会重新接受教育，重新开始一段全新的生活。
而戴笠的一份电报也提前到了。
鉴于孟绍原之前的出色表现，戴笠兑现了自己的承诺，正式任命孟绍原为军统局上海潜伏区区长。
“代理”两个字终于去掉了。
而且在电报最后，还提到了鉴于南昌方面情报机构遭到日方破坏，由上海方面抽调出一个小队，加强南昌方面情报力量，主要任务为监视南昌该地动态。
孟绍原立刻回电接受任务，同时把自己带着孩子们从武汉到上海的事情汇报了一下，同时还汇报了自己所“掌握”的四路军游击队方面的情报。
戴笠的回电也很快到来，大致意思就是这些孩子们的父母有些是党国军官，有些是社会名流，孟绍原做的很对。
随后话锋一转，对其提供的所谓四路军鄂南游击纵队第二支队的所谓情报不可信，并且还说道：
“花花肠子不要多动，迫不得已一次合作尚可理解，来往频繁则属危险举动。你为一地最高军政长官，一举一动，皆有人看。宵小之徒，落井下石不足为奇，慎之，慎之！”
言外之意不难理解。
这一次就算了，可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等着看你孟绍原的笑话，在等着你孟绍原出问题，千万不要被这些人抓到了把柄。
孟绍原也知道戴笠是真爱护自己。
一地最高军政长官？
可不嘛，上海是沦陷区，自己可不就是这里的最高军政长官了？一想到这，孟少爷又忍不住有些洋洋自得起来。
吴静怡先详细汇报了这两个月的工作，接着又说起了自己之前遇险的情况：“这次差点就要殉国了，还好接到了‘天鹅’的电话，只是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打这个电话的人是谁。”
是谁？
不是田七就是苗成方。
孟绍原心中一片雪亮。
“季云卿已经彻底投敌。”吴静怡随即汇报道：“他和吴四宝是目前日本人在公共租界最为依赖的力量，根据事后调查，这次季云卿吴四宝的打手也大批出动。”
“日本人封锁租界，那么租界内依靠的就是这些人。”孟绍原在那沉吟一会：“看来上次还是没有把他们打疼。李士群的这条计很毒，要是我们真的被困死在了公共租界，等于就断了一条胳膊，得打破这条封锁，得让日本人认为光依靠季云卿和吴四宝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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