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下、下官以为，水泥路应当用在更需要它的江南之地！”
“陛下，殿下，臣附议……”
“陛下，殿下，臣等附议。”
当朱由检说要把水泥用在一京十一省的时候，大量江南官员坐不住了。
他们之中不止是浙党人士，还有东林、齐王党。
这些人一站出来，庙堂上瞬间就站出来了近四分之一的人，由此可见江南势力有多大。
事关自己的名声，以及是否能讨好下面的士绅，惠利自己的家乡，容不得他们不站出来。
这种局面下，按道理来说一京十一省的官员都应该站出来反驳才对，但他们并没有。
相反不等他们站出来，许多官员便也跟着站出来作揖道：
“殿下，最需要修路的实际上是湖广、江西、山东……”
“下官附议，最需要修路的是湖广、江西、山东等纳粮大省。”
“湖广、山东、江西，南直隶，北直隶，浙江……这可都是我朝赋税大省，理应先满足它们才对。”
湖广、山东、江西等地的官员跳了出来，这么一来，朝堂上站出来的人接近五分之二。
作为浙党领头羊的姚宗文虽然惧怕朱由检，但面对此情此景，他还是忍不住说道：
“殿下，先不说别的，单单说赋税。”
“去岁南直隶上缴田赋五百七十万石，盐茶酒等课税和杂项合计四百二十余万两，占据我朝五分之一的赋税。”
“再说浙江，去岁上缴田赋三百二十五万石，盐茶酒等课税和杂项合计二百一十五万两。”
“再说江西，田赋四百零六万石，各税入银二百二十九万两。”
“还有山东、湖广、山东，山西，河南……”
“这一京七省，占据我大明六成赋税，其次才是旧港、辽东、陕西、广东、福建、四川、河西、广西、北直隶、云南、贵州等一京十省。”
“至于朵甘和瀛洲、交趾三省，户部暂时没有统计。”
“由此可以看出，我朝若是兴修省道，完全可以先修占据赋税六成的一京七省，以及国朝所在的北直隶。”
“至于灾民，他们则是可以先对原先的官道修葺，等到朝廷先满足了这两京七省，再修建这十三省之地。”
姚宗文的话，如果单纯经济角度来说，那自然是先对两京七省修建更好。
因为两京七省的省道修建，可以让地方赋税的损耗降低。
这么看来、朝廷减少了损耗，官员拿到了名声，地方士绅和百姓享受了福利，似乎是一件一举三得的好事。
然而朱由检要修一京十一省的省道，不仅仅是为了这简单的赈灾，他的目的是要均贫富。
“单以赋税来论，自然轻松……”
朱由检没有发火，而是心平气和的对着跳出来的百官们说道：
“然而国朝要做的，不是以赋税，贫富来论高低，而是要均贫富，实现天下大同！”
朱由检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因为他把“天下大同”搬出来了。
天下大同，这可是儒家宣扬“人人为公”的理想社会，也是古代儒生的基本思想底框。
“天下”是古人对世界的表达；“大同”出自《礼记》，指没有差异、没有战争，是“仁”的最终归途。
可以说，早期的儒家，是第一个提出共产和均贫富思想的学派。
只是老子英雄好汉，儿孙蝇头苟利。
现在的人把“天下大同”忘却的一干二净，只知道盯着那一点蝇头苟利，趴在朝廷背上吸血，弄得贫者越贫，富者越富。
朱由检扫视着百官们，见暂时没有人跳出来，他转身对正在龙椅上打盹的朱由校作揖上疏道：
“陛下，诚然如姚都给事中所说，我朝两京二十省中，一京七省占据了朝廷的六成赋税，而其余一京十三省只贡献了四成。”
“这其中，尤其以北直隶、四川、福建、云南、广西、河西、贵州、朵甘最为严重，这一京七省，不过占据了朝廷一成赋税的缴纳。”
“可是，从赋税来看，这不证明了，大明眼下的贫富差距极大吗？”
“为何疆域是一京七省数倍的一京十三省，在赋税的缴纳上，会不如对方？”
朱由检说着的同时，也转身看向了百官：
“正因为贫苦，容易遭受灾情、战乱，朝廷才要在这些地方修建省道。”
“至于尔等所提的一京七省，哪个不是靠海靠江？哪个水路不便利？”
“既然水路便利，就先用着水路，让交通更为不便的一京十一省先用以工代赈的方式来梳理交通。”
朱由检用水路和天下大同来反攻文官，只是这道理虽大，可若是文官这样就被说服了，就不会被人称“嘴可杀人”的存在了。
“殿下所言不无道理……”
冯铨站了出来，作揖躬身，似乎很顺从朱由检的话，但紧接着他话锋一转道：
“正因为要均贫富，才需要修建一京七省的省道，乃至府道。”
“只要一京七省的府道和省道修建了，赋税能更好的运出给朝廷，朝廷才能花大力气来赈灾，来均贫富。”
“别的不说，仅仅这几年的南北大旱，若是不是旧港以及一京七省上缴了近七成的赋税，朝廷又怎么有银子来赈灾？又怎么实现殿下口中的均贫富呢？”
“因此……”冯铨对高台上的朱由校作揖躬身道：
“陛下，只有先让一京七省和旧港的交通变得利民，让一京八省的百姓先富起来，才能带动朝廷的国帑收入，才能拉动其余一京十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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