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定二年七月望，临朝听政的杨太后撤帘，大宋第十五位皇帝亲政。
经历了三十多年权臣操纵，朝廷早已经腐朽不堪，如今权柄再次回到皇帝手中，无数双眼睛看着皇帝的一举一动。
第一日朝会刚结束，皇帝就下达两道圣旨，令群臣有些猝不及防。
第一道旨意：封原山东忠义军统制张士显为忠义军都统制，时青、国安用为副都统制，统领山东忠义军。命吏部选一批进士或明经出身的官吏赴山东听用。
皇帝以擅长民政的张士显为忠义军都统制，分派官吏入山东理政，明显释放出二个重要信号。
其一是山东近期不会再主动挑起征战，而是内政治理为主。这让朝中主和派的大臣都松了一口气。
其二是皇帝也没有把山东忠义军纳入朝廷禁军编制，说明这忠义军还是皇帝的私兵，富得流油的山东府库，还是皇帝的私财，与朝廷无关。
随着这道圣旨下，驻扎在临安城外的忠义军也一分为二，曹闻道、叶七率领新军兵马返回登州，而赵召夫领着千余忠义军精锐继续驻扎城外，此次奔袭战中立下大功的开山营副统领吕文德被留下辅佐赵召夫。
随着第一道圣旨颁布，第二道圣旨立即由翰林学士草拟，并由中书颁布，皇帝制曰：收倒持旁落之权，择特立独行之士。
大臣们立即明白，这是要从政事堂收回本应当属于皇帝掌控的监察之权，皇帝要亲擢台谏。
代表着皇权的宋代台谏职责是直接向皇帝弹劾进谏，对于官员特别是高官的监管有绝对的话语权，有时甚至不需要调查考证，仅以所谓的风闻言事，就可以让宰相下台。北宋时期无数的名相都是因台谏弹劾而下台，这便是是皇帝监督臣子的有效武器。
史弥远专政时期，自然不会让这些台谏来对付自己。于是便掌握了台谏人选，最终造成台谏成为权相的鹰犬，根本起不到监督宰执的作用。
赵与芮身为穿越者，当然明白台谏的设置是君王加强皇权集中控制的一种手段，与后世西方三权分立有异曲同工之妙。
圣旨中首先确定，台谏官员应由皇帝亲自选拔，宰相不得干预。接着召回去年朝会弹劾史弥远而被贬黜出朝廷的洪咨夔回朝为监察御史，理学领袖真德秀为翰林学士，魏了翁直学士院。
这道圣旨一出，无疑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给了这么明显的信号，那些清议臣子都知道怎么做了。弹劾史弥远余党的奏折又如雪片一般飞入宫中。
史党已经折损了薛极、梁成大、李知孝、赵汝述等几人，可朝中还有资深史党，四木三凶之一的莫泽立即被弹劾贪渎为害，朝廷随后将其抄家流放。政事堂中的同知枢密院事袁韶因趋附史弥远而位居执政，赵善湘以史弥远的亲家而擢任制帅，也都遭到台谏的论劾而相继罢任，其他被罢黜的史党爪牙不胜枚举。
追究史弥远家族的弹劾奏章被皇帝留中，清议们立即明白皇帝的取舍，安静下来。
清除史党后，又过了几日，皇帝的第三道圣旨出，主要内容便是整顿财计。
这个时期，大宋财政上面临物价飞涨、国库亏空两大顽疾。前者主要是历届政府滥发会子（纸币）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后者主要是因为军费开支与应付冗官的行政花销。
圣旨中应对物价飞涨，首先要求停止发行新会子，适当回收旧会子，严禁伪造。这些措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日渐严重的会子危机，但至少能起到一些缓解作用，让现在已经出现的漏洞与亏空不进一步扩大。
应对军费、冗官行政费用，圣旨中要求严格审查，实行节用方针。命尚书省设局审计户部财赋收支，下令编制《会计录》，命各州府仿照户部会计式样，立簿记录出纳，每季送呈尚书省计簿房，作为考核官员的标准之一。
接着命大臣审定节用项目，范围上自宫掖，次及朝廷，下至州郡，指示“毋牵私情，毋惑浮议，日计之虽不足，岁计之则有余”。
圣旨发出之后，官家以身作则，将册立妃子时间推迟至明年年末，并与皇后一同降低宫中用度。皇后主动拒绝了皇帝对家族的封赠，与杨太后家动不动便封王许侯不同，皇后只接受了追赠其父贾涉开府仪同三司、紫金光禄大夫等职，几个兄弟与叔父都没有加官。
此圣旨一出，政事堂中以左相崔与之为首，所有宰执自愿减半俸，以为提倡节用的表率。
在清议与士林的一片赞誉声中，第四道圣旨随之发出，皇帝要官场澄清吏治，以求去冗官、节冗费，命宰执大臣拟定条例。
两宋因“冗官”和“冗兵”、“冗费”这三冗问题导致政府的积贫积弱。皇帝澄清吏治首先便要从治理“冗官”开始。
所谓“冗官”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官员数量非常多，远远超出朝廷的正常需求，另一个意思是官制太复杂致使行政效率低下。
其实北宋开国初期官员数量并不多，小几千人而已，可到了宋真宗朝政府官员增加到一万人左右，可到了仁宗朝数量暴涨到近两万人。之后以每十年约二成的速度增长，官员增加后，配套的吏员也同比成倍增加，宋代官员又是出了名的薪俸高，这逐渐成为宋政府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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